一份被遗忘在图书馆角落的小报

第一次见到《芳草地》是在南京图书馆旧报刊部的一个阴雨天。管理员从密集架深处推出一辆铁皮小车，上面堆着几十种民国期刊，纸张边缘都已泛黄发脆，翻动时能闻到一股混合着霉味和纸浆气息的味道。在一摞《礼拜六》《红杂志》和《小说月报》之间，夹着几份开本略小的报纸，纸张粗糙，铅字印刷质量参差不齐，报头用行书题写“芳草地”三个字，下面标注着出版日期——民国二十二年某月某日。说实话，当时差点把它跳过去，因为它看起来实在太不起眼了，既没有商务印书馆的精美装帧，也没有大报的端庄气象，更像是一份随时会被历史灰尘掩埋的同人小报。

但翻了几页之后，我改变了主意。这份报纸上的文字有一种奇特的质感，既不像左翼文学那样充满火气，也不像鸳鸯蝴蝶派那样沉溺于风月，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和真诚。后来我花了将近三个月时间，断断续续地把馆藏的那几十期《芳草地》全部读完，又查阅了相关的文学史资料和回忆录，才逐渐拼凑出这份小报的大致面貌。

创办者与作者群：一群边缘人的文学实验

《芳草地》的创办人叫陈仲陶，这个名字在主流文学史上几乎找不到痕迹，但在1930年代南京的文学圈子里，他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活跃人物。根据《南京文学史料》中的零星记载，陈仲陶早年就读于东南大学，后来做过中学国文教员，也在几家报社当过副刊编辑。他既不是左联成员，也没有加入过任何有影响力的文学社团，属于那种在文学史上被称为“自由撰稿人”的群体。1933年春天，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凑了一笔钱，在南京太平南路租了一间临街的铺面，楼上办公，楼下卖书，同时创办了《芳草地》这份小报。

报纸的撰稿人队伍很杂。有大学里的青年教师，有报社的普通编辑，有中学国文教员，也有几个当时还默默无闻后来才逐渐成名的作家。我注意到一个叫“林栖”的作者，在《芳草地》上发表了十几篇短篇小说和散文，文笔细腻，擅长描写城市底层知识分子的困顿生活。后来查资料才知道，“林栖”是当时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的王文萱的笔名，她后来去了延安，成为解放区文学中一位不太显眼但颇有特色的散文作家。还有一个叫“孟白”的作者，写了不少关于江南乡镇生活的随笔，笔调冲淡平和，有周作人的影子，但比周作人更接地气。这些作者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不是当时文坛的中心人物，没有进入主流文学史的视野，但他们的写作恰恰保留了那个时代文学生态中一些被忽略的面向。

栏目设置与内容取向

《芳草地》的栏目设置很简单，每期大概八个版面，包括“短论”“小说”“散文”“诗歌”“书评”“文坛消息”等几个固定板块。和当时许多小报不同的是，它不登载武侠小说和侦探故事，也不靠花边新闻吸引读者。它的“短论”栏目尤其值得注意，经常讨论一些具体的文学问题，比如“文学大众化是否意味着放弃艺术性”“新文学作家如何处理旧体诗词的修养”“翻译文学对本土创作的利弊”等等。这些讨论在今天看来可能有些幼稚，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却反映了那批边缘知识分子对文学命运的真诚思考。

小说栏目是《芳草地》的重头戏。我统计了一下，在现存的四十多期报纸中，共发表了短篇小说六十余篇，题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描写城市小知识分子生活困境的，二是反映江南乡镇社会变迁的，三是表现青年男女情感纠葛的。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艺术追求：注重细节描写，讲究语言锤炼，不刻意设置戏剧性冲突，而是顺利获得日常生活的切片来呈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前面提到的“林栖”写的一篇《秋雨》，讲一个中学女教师下雨天在宿舍里批改作文，想起自己远在北方的恋人，全文没有强烈的情节转折，但那种孤独而坚韧的情绪却写得十分动人。

文学史价值：被遮蔽的“中间地带”

长期以来，我们对1930年代文学史的理解，基本被“左翼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这两大板块所主导。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施蛰存……这些名字构成了文学史叙述的主线。但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像《芳草地》这样的同人小报和它的作者群，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中间地带”。他们既没有左翼作家的政治激情，也没有新月派、现代派作家的精英意识，他们只是凭着对文学的热爱，在艰难时世中坚持写作，试图用文字记录自己看到的世界。他们的作品可能不够深刻，艺术上也不够成熟，但恰恰是这种“不成熟”，保留了那个时代更丰富、更驳杂的文学面貌。

我特别注意到《芳草地》上关于“文学与生活”的一次讨论。1934年春天，一位署名“萍踪”的作者发表了一篇短文，说文学不应该成为某种主义的传声筒，也不应该沦为消遣品，而应该“忠实于自己的生活体验”。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平淡无奇，但在当时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论。有人批评他“逃避现实”，也有人支持他“守住文学的底线”。这场讨论持续了好几期，最后也没有得出什么结论。但正是这种没有结论的讨论，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文学观念的真实交锋——不是非黑即白的站队，而是充满犹豫、矛盾和探索的过程。

印刷、发行与读者反馈

从物质形态上看，《芳草地》是一份典型的“穷报纸”。纸张是廉价的毛边纸，印刷用的是老式铅印机，字迹有时模糊不清，版面设计也很朴素，几乎没有插图。它的发行量不大，根据陈仲陶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的说法，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两千份左右，主要在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的学校和文化组织中流传。读者主要是大中学生、中小学教师和机关小职员。报纸上偶尔会刊登读者来信，有的谈阅读感受，有的提批评意见，还有的主动要求投稿。这些来信虽然简短，但透露出一个信息：这份小报确实有一批稳定的读者群，他们把它当作一个可以研讨文学想法的平台。

有意思的是，《芳草地》还曾经组织过一次读者见面会，地点在南京夫子庙附近的一间茶馆里，到会的有三十多人。根据当时的一篇报道，会上大家讨论得很热烈，有人朗诵自己的作品，有人对报纸的编辑方针提出建议，还有人当场表示愿意资助。这种今天看来很平常的文学活动，在当时却需要不小的勇气和热情。因为1930年代中期的南京，政治气氛已经日益紧张，文学活动常常被赋予额外的政治含义。像《芳草地》这样试图保持“纯文学”立场的刊物，生存空间其实越来越窄。

停刊与沉寂：一份小报的必然命运

《芳草地》的停刊是在1935年冬天。关于停刊的原因，陈仲陶在后来的一篇短文中只含糊地提到“经济困难”和“人事变动”。但根据其他资料推测，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原因。1935年下半年，日本侵略华北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南京作为首都，政治气氛空前紧张。许多文化人纷纷离开南京，有的去了上海租界，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干脆回到乡下。陈仲陶本人也在1936年初离开了南京，去了重庆，后来在一家报社当编辑，再也没有办过文学刊物。《芳草地》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没有告别号，没有终刊词，就像它当初悄悄出现一样，又悄悄退出了历史舞台。

此后的几十年里，《芳草地》几乎完全被遗忘了。文学史著作不会提到它，文学辞典里也找不到它的条目。直到1980年代以后，随着现代文学研究视野的拓展，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这些小报小刊，试图从它们身上寻找文学史叙述中被遗漏的线索。但即便如此，《芳草地》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查过几部比较权威的现代文学期刊目录，都没有收录这份报纸。它就像一片真正的“芳草地”，在文学史的荒原上独自生长，又独自枯萎。

但我觉得，恰恰是这种被遗忘的状态，反而让我们可以更纯粹地面对它的文本。没有文学史地位的诱惑，没有政治正确的压力，这些作者只是凭着对文学的热爱在写作。他们的文字可能不够精致，思想可能不够深刻，但那种质朴和真诚，却是许多文学史经典所不具备的。读《芳草地》上的那些短文和小说，我常常想起本雅明的一句话：历史的天使背对着未来，凝视着过去的废墟。也许，正是这些被遗忘的废墟，才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

最近我又去了一趟南京图书馆，想再看看那几份《芳草地》。管理员告诉我，因为纸张老化严重，这批报纸已经不再出借了，要看只能申请复制件。我站在旧报刊部的走廊里，透过玻璃窗看着密集架上那些灰扑扑的纸盒，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怅然。一份小报的命运，其实也是无数普通写作者的命运。他们曾经认真地写作，认真地办刊，认真地希望自己的文字能留下一点痕迹。但历史是无情的，它只记住那些进入经典序列的名字和作品，其余的，就像秋天的落叶一样，被风吹散了，被雨打湿了，最后化成了泥土。但泥土里，也许还藏着一些没有完全腐烂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