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巴论坛的缘起与定位

大三巴论坛并不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新鲜事物。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2018年前后，当时澳门本地几位从事文化遗产研究和城市规划的学者，在议事亭前地附近一家咖啡馆里，聊出了一个想法：能不能在大三巴牌坊附近做一个常设性的公共讨论平台，让学术研究、社区记忆和城市开展之间的张力有一个被公开谈论的出口。这个想法最初只是小圈子的沙龙，后来因为一次关于大三巴周边步行区改造的讨论意外吸引了大量市民参与，才逐渐被澳门文化局和旅游局注意到。到了2021年，论坛正式取得官方支持，定名为“大三巴论坛”，每年举办一次，会期通常三天，地点固定在大三巴牌坊旁边的澳门博物馆演讲厅，偶尔也会延伸到牌坊前的广场和附近的大三巴街。

论坛的定位不断比较明确：它不是那种纯粹学术性的研讨会，也不是官方政策宣讲会，而是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中间地带。每届论坛都会设定一个总主题，下设若干分议题，邀请来自内地、香港、台湾地区以及葡语系国家的学者、社区工作者、艺术家和普通市民共同参与。过去几届的主题包括“遗迹与日常”“旅游之后”“记忆的边界”等，都带有明显的城市文化研究色彩。也正因为这种定位，大三巴论坛在澳门本地知识圈和社区网络里积累了不错的口碑，虽然规模不大，但讨论质量不断比较稳定。

开幕前的筹备与氛围

今年这届论坛的筹备期比往年更长。早在去年秋天，论坛的学术委员会就开始征集议题。据一位参与筹备的澳门大学历史系朋友说，最初收到的提案有四十多份，经过两轮筛选，最终保留了十二个分议题。主题定为“断裂与延续：大三巴作为方法”，这个题目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方法论野心——它不只想讨论大三巴本身，而是想把大三巴作为一个观察城市文化变迁的切入点。

开幕前一周，澳门博物馆周边的布置已经开始。大三巴街两侧挂上了论坛的竖幅，颜色是深灰配暗红，算是比较克制。牌坊前的广场上搭了一个临时的小型信息亭，有志愿者在那里发放日程手册。我是在开幕前一天下午路过那里的，当时天气闷热，广场上游客依然很多，信息亭旁边有几位工作人员在调整指示牌的位置。那种氛围说不上紧张，但能感觉到一种有条不紊的忙碌。

开幕前一晚，论坛组委会在附近一家葡国餐厅办了一个小型的欢迎晚宴。参加的人不多，大概二十来位，主要是外地来的嘉宾和本地筹备组成员。晚宴没有安排正式发言，大家就是吃饭聊天。我注意到一位来自里斯本大学的老教授和一位澳门本地社区导赏员聊了很久，话题从大三巴的建筑修复不断扯到氹仔旧城区的活化经验。这种非正式的研讨，后来被证明是这届论坛比较有意思的部分之一。

第一天：从建筑本体到城市肌理

论坛正式开幕是在周五上午九点半。澳门博物馆演讲厅坐得差不多满，大约有一百二十多人，比预期要多。开幕致辞由论坛主席、澳门文化局的一位副局长担任，讲话不长，大概十分钟，主要强调论坛的公共性和对话性。随后是主旨演讲，由来自同济大学的一位建筑史教授主讲，题目是“大三巴的未完成性”。

这个演讲的核心观点挺有意思。他提出，大三巴牌坊之所以成为一个持续被讨论的对象，恰恰因为它是一个“未完成”的建筑——前壁留存，教堂主体消失，这种残缺状态反而赋予了它多重解读的可能。他用了不少历史图纸和三维扫描图像来展示不同时期人们对大三巴的修复和想象，其中有一张1860年代的素描，显示当时牌坊周围还是一片空地，和现在的密集城市环境形成鲜明对比。演讲结束后，提问环节比较活跃，有位本地听众问到旅游承载力的问题，教授的回答比较谨慎，说这不是建筑史能单独回答的问题，需要多学科协作。

上午的第二场是圆桌讨论，主题是“大三巴与澳门城市肌理”。参与的有城市规划师、历史学者和一位社区代表。讨论中有一个争论点：大三巴周边的步行化改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社区代表提到，改造后游客确实更方便了，但附近几条小巷的商铺租金涨得很快，一些老店搬走了。规划师则回应说，步行化是趋势，但配套的租金管控政策没有跟上。这个讨论没有得出结论，但把问题摆出来了。

下午的分组讨论设了三个平行场次，我主要跟了“记忆与叙事”那一组。这一组有来自台湾地区的一位口述历史工作者，她分享了台北宝藏岩聚落的案例，和大三巴周边社区的记忆保存有可比性。另外还有一位澳门本地艺术家，展示了他用声音装置记录大三巴街市声的作品。这组讨论比较感性，但也不乏尖锐时刻，比如有人问：当社区记忆被做成艺术作品或学术课题时，它到底是被保存了还是被消费了？这个问题在现场引起了一阵沉默。

第二天：旅游、经济与社区张力

第二天的议程明显更偏向现实议题。上午第一场是“旅游之后的大三巴”，请了旅游局的一位代表和两位经济学者。旅游局代表的发言比较官方，主要介绍游客数据和分流措施。经济学者则更直接，一位来自香港的教授用计量模型展示了大三巴周边商铺业态的变化，数据显示手信店和药妆店的比例在过去十年上升了将近一倍，而传统杂货店和餐饮店的比例下降。这个数据在提问环节引发了比较激烈的讨论，有本地市民站起来说，数据是一回事，但日常生活的感受是另一回事，他住了三十年的那条巷子现在连一家卖酱油的小店都没有了。

下午有一场特别环节，是“大三巴街坊口述史”的发布。这个项目由论坛组委会和本地一个社区组织合作，花了大半年时间采访了二十多位在大三巴周边居住或工作超过二十年的街坊。发布会在博物馆演讲厅举行，现场播放了一段十分钟的剪辑短片，几位受访街坊也坐在台下。短片里有一位在老街开裁缝店的阿姨，她说自己从1980年代就在那里开店，看着游客越来越多，房租越来越贵，但她说自己不会搬，“因为搬走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段话在现场反应很大，不少人 afterward 在走廊里继续讨论。

傍晚的时候，论坛安排了一次户外导赏，由一位本地历史研究者带队，从大三巴牌坊出发，穿过大三巴街、卖草地街，不断走到板樟堂前地。导赏的重点不是常规旅游路线，而是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比如某栋唐楼立面上的浮雕、某条小巷里的土地庙、某家老店门口的手写招牌。参加的人大概三十多个，走了一个多小时。导赏过程中，带队者和参加者之间的互动比较随意，有人提问，有人补充，也有人只是安静地跟着走。

第三天：闭幕前的讨论与未竟之事

最后一天的议程相对轻松，上午只有一场主题对谈，题目是“大三巴之后：我们还能做什么”。对谈嘉宾有三位，分别是文化遗产研究者、社区工作者和一位来自巴西的博物馆策展人。这场对谈没有预设发言，主要是主持人提问、嘉宾回应。讨论中比较集中的一个点是：大三巴论坛本身如何避免成为一种“年度仪式”，而是真正产生持续的影响。社区工作者提到，论坛的讨论很好，但结束后往往缺乏跟进机制，很多问题第二年又被重新提起。策展人则从巴西的经验出发，建议论坛可以尝试建立一个常设的社区联络点，不一定要很大，但要持续运作。

闭幕式在中午十二点左右开始。论坛主席做了一个简短的总结，提到这届论坛的参与人数比上届增加了大约三成，分议题的讨论也比往年更深入。但他也承认，论坛在政策转化方面仍然有限，很多讨论还停留在“提出问题”的阶段。闭幕式没有安排特别的仪式，主席说完话，大家鼓掌，然后散场。散场后，演讲厅外面的走廊上，不少人还在交换联系方式、继续聊天。那种氛围有点像学术会议结束时的常见场景，但也不完全一样——可能是因为很多参与者本身就是街坊或社区工作者，他们之间的连接本来就不依赖于论坛。

论坛之后的余音

论坛结束后的第二天，我路过大三巴街，看到论坛的竖幅还没有撤掉，但信息亭已经拆了。广场上游客依然很多，牌坊前拍照的人排着队。如果不是亲身参加过那三天的讨论，很难从表面看出这里刚刚发生过一场关于城市文化的密集对话。但和一些参与者聊过之后，会发现论坛的影响其实在更微妙的层面：有人因为参加了导赏，开始留意自家楼下的老招牌；有人因为听了口述史发布，主动联系社区组织想做一些记录工作；也有人对论坛本身提出了批评，认为它还是太温和，没有触及一些更结构性的问题。

这些反应都很零散，谈不上什么“成果”，但也许这正是大三巴论坛的特点——它不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是试图在一年一度的聚会中，慢慢编织一张由研究者、社区工作者、艺术家和普通市民共同参与的对话网络。这张网络是否足够坚韧，能否在论坛闭幕之后继续发挥作用，现在还没有答案。但至少在这三天里，大三巴牌坊旁边的那间演讲厅，确实成了一个让不同声音被听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