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巴论坛的最新事件回顾：与会嘉宾观点碰撞实录

澳门半岛的十一月，海风里已经带了点凉意，但大三巴牌坊前的石阶上依然挤满了拍照的游客。就在离牌坊不到三百米的澳门设计中心里，一场持续了整整两天的论坛刚刚落下帷幕。说是论坛，其实更像一场没有剧本的辩论赛——台上的人各说各话，台下的人时而皱眉，时而掏出手机狂拍PPT，偶尔还有几句带着火气的反问从观众席直接甩到台上。这就是大三巴论坛，一个原本以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为名义发起的年度聚会，今年却因为几位嘉宾的“跑题”发言，把话题烧到了城市更新、旅游承载力、甚至澳门本地青年身份认同这些敏感地带。

第一场交锋：老城区的“活态保护”到底谁说了算

论坛第一天上午的主旨发言环节，来自里斯本大学建筑系的卡洛斯·费雷拉教授照例放了一组澳门老城区屋顶天际线的对比照片。2015年的照片里，从大炮台往下看，还能看到成片的红瓦坡屋顶和几棵从院子里探出头的老榕树。2024年的照片里，同样的角度，红瓦还在，但背景里多了三栋高度超过二十层的酒店式公寓，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白光。费雷拉没有直接批评，只是用带着葡语口音的英语说了一句：“当保护的对象变成了一个被观看的舞台布景，我们保护的究竟是遗产，还是遗产的明信片？”

这句话像是往平静的水面扔了块石头。坐在他旁边的澳门本地建筑师陈伟豪接过话筒，语气明显不太客气：“费雷拉教授拍的照片很漂亮，但他可能不太清楚，那些红瓦屋顶下面住的人，过去十年搬走了多少。如果我们只谈天际线，不谈水电管网老化、不谈白蚁蛀空的木梁、不谈一家五口挤在四十平米里的生活，那保护就是一句空话。我上个月刚帮一个业主申请维修贷款，光审批就跑了六个部门，最后批下来的钱只够换半层楼的瓦片。”陈伟豪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扫了一眼台下，“在座的各位，有谁真的在老城区住过超过三个月？”台下没人举手。他笑了笑，没再往下说。

但事情没完。茶歇的时候，我听到两个澳门文化局的工作人员在角落里小声议论。其中一位说：“陈伟豪说得没错，但费雷拉也没错啊。问题是，我们局里现在做任何一个老建筑修复方案，都要同时满足文化遗产委员会、城市规划委员会、土地工务局、消防局、市政署……每个部门的标准都不一样。上次有个业主想修骑楼的外立面，消防要求拆掉木楼梯换成钢的，文化局要求保留原样式，最后业主自己放弃了。”另一位叹了口气：“所以现在老城区很多房子就空着，谁也不敢动。不动至少不会犯错。”

第二场碰撞：游客数量是不是原罪

第一天下午的圆桌讨论原定主题是“旅游开展与社区生活的平衡”，但主持人刚说完开场白，台下就有人举手。一个穿着深蓝色polo衫的中年男人站起来，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我是住在关前街的居民。我想问在座各位专家，你们有没有试过早上七点出门，发现巷子口被旅行团堵得走不出去？有没有试过晚上十一点楼下还有人举着自拍杆大声说话？你们讨论平衡，但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被挤到没有空间了。”他说完就坐下了，全场安静了大概三秒钟。

台上的嘉宾反应各异。来自香港的旅游经济学学者梁文静博士率先回应，她先肯定了居民的困扰，然后话锋一转：“但我想提醒大家，澳门2024年前三季度的游客总消费额是XXX亿澳门元，其中超过四成集中在历史城区周边。如果没有这些游客，关前街那些文创店、咖啡店、手信店，可能有一半要关门。我们讨论承载力，不能只算人头，还要算经济账。”她的话还没说完，台下已经有人摇头。

这时候，澳门本地社区规划师林嘉鸿拿过话筒。他没有直接反驳梁文静，而是讲了一个细节：“我上个月带一个葡萄牙来的城市规划师逛老城区，走到哪咤庙旁边那条斜巷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来问我，为什么这条巷子里的居民要在门口挂帘子？我说因为游客太多，不挂帘子家里一举一动都被看光了。他听了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在里斯本的老城区，居民会在门口挂一种特定的花，意思是‘私人空间，请勿打扰’。我们这里没有这种传统，所以居民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保护自己。”林嘉鸿说完，看了一眼梁文静，“经济账要算，但人的尊严账也要算。”

这场讨论最后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主持人试图总结成“在开展中寻求平衡”之类的套话，但台下已经有人开始收拾东西准备走了。我旁边坐着一个澳门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生，他一边合上电脑一边跟我说：“每年都这样，讨论得很热闹，但明年还是这些人，还是这些问题。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论坛的茶歇点心是钜记赞助的，而钜记的老板上个月刚在社交媒体上说，游客越多越好。”

第二天的意外：一个本地年轻人的发言把话题带偏了

论坛第二天上午原本安排的是“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技术性讨论，几位来自内地和香港的科技公司代表轮流上台展示3D扫描、VR复原、AI修复壁画之类的案例。台下的人明显比第一天少了一些，气氛也温和得多。直到自由提问环节，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看起来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站起来。他先自我介绍说是澳门本地人，在台湾读的研究所，刚回来半年。

“我听了一上午的技术展示，有个问题不断想问，”他的声音有点抖，但语速很快，“你们做的这些3D模型、VR体验，最后是给谁看的？如果是给游客看的，那游客为什么不在现场看真的？如果是给本地学生做教育用的，那为什么我上周去问某家组织能不能开放数据给本地学校做教材，对方说要走三个月的审批流程？”他停了一下，像是在组织语言，“我小时候住在风顺堂区，后来家里搬走了。现在我偶尔回去，发现小时候常去的那家冰室变成了卖葡挞的网红店，老板换了，味道也变了。你们说的数字化保护，能把我小时候那家冰室的味道保存下来吗？”

这个问题让台上一位来自深圳的科技公司总监有点尴尬。他接过话筒，先说了句“这个问题很有深度”，然后开始解释数字化的局限性，说技术只能保存物质形态，不能保存味觉和记忆。但那个年轻人显然不满意，他又追问了一句：“那你们为什么不在项目开始的时候就问我们这些本地人想保存什么？为什么总是先做技术方案，再找我们填问卷？”这次没人立刻回答。主持人赶紧出来打圆场，说时间有限，可以会后继续研讨。但年轻人坐下之后，我注意到他旁边的几个同龄人都在点头。

茶歇的时候，我在走廊里碰到他。他叫阿杰，现在在一家本地文创公司做设计。他跟我说，其实他本来不想发言的，但听到那些技术公司代表说“为澳门文化遗产保护贡献力量”的时候，突然觉得有点可笑。“他们连澳门有几条老街都不知道，上来就讲AI修复。我不是反对技术，我是觉得，如果做保护的人都不分析这个地方的人怎么生活、怎么记忆，那做出来的东西就是给外面人看的样板间。”他说完，把手里那杯咖啡一饮而尽，“我下个月可能要去广州工作了。澳门很好，但好像没有地方让我做我想做的那些事。”

散场之后：那些没被写进会议纪要的话

论坛结束那天下午，澳门下了一场小雨。我站在设计中心门口等车的时候，看到几个嘉宾拖着行李箱往大三巴方向走，大概是趁飞机起飞前再去打个卡。卡洛斯·费雷拉教授走在最前面，手里举着手机在拍牌坊。陈伟豪从后面追上去，拍了拍他的肩膀，两个人站在雨里说了几句话。我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但看到费雷拉最后点了点头，然后两个人各自往不同方向走了。

后来我从一个工作人员那里拿到了一份论坛的会议纪要草稿。里面把两天的讨论归纳成了几条“共识”，比如“加强跨部门协作”“有助于社区参与”“平衡保护与开展”之类。但在纪要的最后一页，有一行手写的字，不知道是谁写的：“共识是给外面人看的，分歧才是这个城市真正的样子。”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想起阿杰说的那句话——“澳门很好，但好像没有地方让我做我想做的事。”也许这才是大三巴论坛每年都在重复的真正主题：一个城市在变成世界遗产之后，怎么还能让住在里面的人觉得，这里还是自己的家。雨停了，牌坊前面的游客又多了起来，五颜六色的雨伞挤在一起，像一片移动的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