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35455广东鹰坛一厂的那些往事

说起来，535455这个代号，现在的小年轻怕是听都没听过。可在我们那会儿，尤其是粤东那一片，谁家要是有个亲戚在鹰坛一厂上班，那是很体面的事。厂子对外挂的牌子叫“广东鹰坛机械厂”，可老辈人嘴里从来只叫它“535455”。这三个数字连在一起念，像一句暗语，也像一串密码，锁着好几千号人的青春。

我第一次听说鹰坛一厂，是1987年夏天。那时候我刚初中毕业，成绩不上不下，家里托了关系，把我塞进厂里当学徒。报到那天，我爹骑着他那辆二八大杠，后座绑着我的铺盖卷，从揭阳一路蹬到厂门口。厂区在榕城北边，挨着一片荔枝林，红砖围墙足有两层楼高，墙头上拉着铁丝网，大铁门漆成军绿色，门楣上焊着五颗五角星——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五三五四五五”的谐音，意思是“五湖四海皆兄弟，三线建设一条心”。这说法不知真假，但老工人们都这么传。

一、厂区里的日子

鹰坛一厂占地不小，从东门走到西门得花十几分钟。厂里有自己的食堂、澡堂、医务室、子弟学校，甚至还有一个小型电影院，周末放两场片子，票钱两毛。食堂的刘师傅做得一手好卤面，面条筋道，卤汁浓稠，上面卧一个荷包蛋，再浇一勺蒜蓉醋。那时候我们学徒工一个月工资才十八块，可花八分钱吃一碗卤面，就觉得日子有盼头。

我被分在第三车间，做机械零件打磨。车间里永远飘着一股铁锈和机油混合的气味，机器轰鸣声震得人耳朵发麻。带我的师傅姓陈，四十来岁，潮汕人，说话慢条斯理，可手底下利索得很。他教我用砂轮机，说：“手要稳，心要静，铁疙瘩也有脾气，你急它就跟你拧着来。”我头一个月磨废了十几个零件，陈师傅没骂我，只是把废件收进一个木箱里，说攒着卖废铁，给车间换茶叶。

车间里女工不少，大多做装配和质检。她们手快，嘴也快，谁跟谁好了，谁家又添了娃，消息传得比广播还快。有个叫阿英的姑娘，在第二车间做焊工，戴一副大面罩，只露出一双眼睛。她焊的活儿漂亮，焊缝像鱼鳞一样整齐。有一回厂里搞技术比武，她拿了第一名，奖品是一个搪瓷脸盆和一条毛巾。她把脸盆送给了她师父，毛巾自己留着，天天挂在车间更衣室的钉子上，谁都不许碰。

二、那些人和那些事

鹰坛一厂最鼎盛的时候，有三千多工人。加上家属，整个厂区住了近万人。早上七点半上班，厂门口那条路全是自行车铃铛响，叮叮当当的，像下暴雨。下班时候更热闹，澡堂子排队排到门外，有人端着搪瓷盆，有人拎着塑料桶，拖鞋趿拉趿拉响成一片。

厂里有个规矩，新来的学徒得先干三个月杂活。我扫过车间、搬过料、给老师傅们打开水。有一回我给陈师傅泡茶，茶叶放多了，苦得他直皱眉。他没说什么，只是第二天从家里带了一小罐单丛茶，放在工具柜里，说：“以后用这个，别糟蹋厂里的茶末子。”那罐茶他喝了半年，每次只捏一小撮，泡到第三道水还舍不得倒。

1989年秋天，厂里接了一批外贸订单，做一批出口到东南亚的农机配件。工期紧，车间三班倒，机器二十四小时不停。那两个月，我们几乎住在车间里。困了就在长条凳上眯一会儿，醒了接着干。食堂半夜加一餐，煮一大锅白粥，配咸菜和腐乳。阿英那会儿已经是焊工班的班长，她带着几个女工连轴转，手上烫了好几个泡，用纱布缠着继续干。后来订单按时交了，厂里给每人发了二十块奖金，还放了一天假。那天好多人没回家，就在厂区里转悠，去电影院看了场《红高粱》，出来的时候眼睛都红红的。

三、厂外的世界在变

九十年代初，风向慢慢变了。汕头、深圳那边的电子厂、玩具厂多起来，工资比鹰坛一厂高出一截。先是几个年轻的技术员辞职走了，后来连一些老师傅也动了心。陈师傅没走，他说：“我十六岁进厂，干了快三十年，机器一响我就知道哪个齿轮不对劲。出去能干啥？”可他的儿子高中毕业后，死活不肯进厂，跑去深圳打工了。陈师傅嘴上不说，可那阵子他抽烟抽得凶，工具柜里的单丛茶也喝完了，不断没再买。

厂里的订单一年比一年少。车间从三班倒改成两班倒，后来只开白班。食堂的卤面还是八分钱一碗，可吃的人少了。电影院改成仓库，堆着卖不出去的零件。厂区里那条主干道两旁的芒果树，以前每年夏天都有人爬上去摘，后来果子熟透了掉在地上，也没人捡。

1995年，厂里第一次发不出全额工资。每人发百分之七十，剩下的打白条。有人去厂部闹，有人在车间里摔工具。陈师傅没闹，他把白条收好，锁进工具柜里，照常上班。有一天他指着车间墙上那行褪色的标语——“团结拼搏，争创一流”——跟我说：“小陈啊，这厂子就像这机器，年头久了，零件磨损了，可你要是好好保养，它还能转。”他说这话的时候，砂轮机还在转，发出嗡嗡的声响，像一只疲惫的老牛在喘气。

四、散场

1998年，鹰坛一厂正式宣布改制。大部分工人买断工龄，自谋出路。陈师傅拿了三万多块钱，在厂门口那条街上开了个小五金店。阿英去了东莞，在一家电子厂做质检主管。我那时候已经离开厂子好几年了，在汕头一家报社当记者。听说厂子改制的消息，我回去了一趟。

厂门口那颗五角星还在，只是锈得不成样子。荔枝林被砍了，盖起了商品房。车间里的机器拆的拆、卖的卖，地上留着一摊一摊的油渍。我在第三车间站了很久，看见墙角那个木箱还在，里面空空荡荡，只有一层灰。陈师傅的工具柜没锁，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一把用了半辈子的游标卡尺、半包发霉的香烟，还有那几张白条，整整齐齐地叠着。

后来我写了一篇关于鹰坛一厂的报道，发在报纸上。陈师傅看到了，给我打了个电话。他没提报道的事，只是说：“小陈，你上次落在我那儿的笔记本，还在店里，有空来拿。”我说好。可那本笔记本我到现在也没去拿。我知道，有些东西留在那儿，比拿回来好。

前两年我路过榕城，特意绕到鹰坛一厂旧址。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创意产业园，红砖墙上画满了涂鸦，咖啡馆和文创店一家挨一家。只有那扇军绿色的大铁门还立在路边，门上的五角星被人用红漆重新描过。我站在门前，听见里面传来年轻人的笑声和音乐声，恍惚间又听见了自行车铃铛响，叮叮当当的，像下暴雨。

阿英前年退休了，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是一群穿蓝色工装的女工，站在车间门口，笑得露出一口白牙。她配了一行字：“535455，青春不散场。”我点了赞，没评论。有些话，说出来就轻了。

陈师傅去年走了。他儿子从深圳回来收拾东西，在五金店的阁楼上找到一个铁皮盒子，里面装着一本1987年的厂区出入证、一张技术比武的奖状、还有一罐没开封的单丛茶。他把茶寄给了我，说：“我爸说这茶是留给你的。”我泡了一杯，茶汤还是琥珀色，喝到嘴里，先是苦，后是甘。窗外的雨下得很大，我端着茶杯，忽然想起陈师傅那句话——“手要稳，心要静，铁疙瘩也有脾气。”

鹰坛一厂没了，可那些日子还在。在陈师傅的游标卡尺里，在阿英的搪瓷脸盆上，在那碗八分钱的卤面中，在每一个曾经把青春交给那串数字的人心里。535455，念出来像是念一句咒语，念着念着，那些机器声、自行车铃声、澡堂里的水声，就都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