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精英高手联盟论坛聚焦科技创新与人才合作

三月的澳门，海风裹着咸湿的气息穿过友谊大马路，街角的三角梅开得正盛。就在这样一个寻常的南国春日里，一场并不算高调却分量十足的聚会在澳门科学馆会议厅悄然举行——港澳精英高手联盟论坛。说它低调，是因为主办方并未大张旗鼓地做广告，到场的不过百余人；说它分量重，是因为这百余人里，有来自香港科技大学、澳门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的科研骨干，有在大湾区深耕多年的创投人，有从硅谷回流的芯片工程师，也有澳门本地做中葡跨境数据合规的年轻律师。这些人凑在一起，话题自然绕不开两个字：科技，人才。

一场没有客套话的开幕式

论坛定在上午九点半开始。九点刚过，会议厅外的走廊上已经三三两两站满了人。有人端着咖啡在翻会议手册，有人拉着行李箱刚从港珠澳大桥口岸赶过来，领带上还别着机场的贵宾标签。签到处的工作人员小声说，原本预留的座位不够，临时又加了兩排折叠椅。

开幕式没有安排领导长篇致辞。联盟召集人、香港理工大学的一位讲座教授上台只讲了不到五分钟。他提到一个细节：去年联盟内部做过一次小范围调查，问成员“过去一年在港澳之间合作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排名第一的答案不是资金，不是政策，而是“找不到对的人”。这句话引起台下一阵低低的议论声。他接着说，今天的论坛就是想让“对的人”先坐下来认识，至于后面能碰撞出什么，那是后面的事。

这种务实的调性贯穿了整个上午。第一场圆桌讨论的主题是“跨境科研数据的流动与安全”，发言的几位专家没有停留在原则性表态上。澳门大学的一位数据科学教授直接拿出一个案例：他的团队与香港一家医院合作研究帕金森症的早期筛查，需要交换部分患者的行为数据，但两地在数据出境的标准和流程上存在差异，光是合规审查就花了七个月。他讲完，台下一位香港律师马上举手补充，说其实港澳之间可以借鉴欧盟“标准合同条款”的思路，先在小范围内建立互认机制。这种具体到操作层面的对话，在一般的论坛上并不多见。

人才合作：从“抢人”到“养人”

下午的议程转向人才合作。如果说上午的讨论还带着些许技术官僚的冷静，下午的气氛则明显热络起来。一位从香港科学园来的创业公司CEO分享了他的经历：公司在香港招不到足够的嵌入式工程师，后来在澳门找到了几位葡萄牙裔的硬件设计师，双方顺利获得远程协作完成了第一代产品原型。他说，港澳之间的人才互补性其实很强，香港有国际化的金融和法务人才，澳门有中葡双语的技术人员和熟悉欧洲市场的渠道，但过去大家各做各的，很少想到主动去对岸找人。

不过，也有不同的声音。一位在澳门从事职业培训的与会者提到，澳门本地年轻人对科技行业的兴趣这几年虽然在上升，但整体基数还是太小。他举了个例子：澳门每年高中毕业生里，选择理工科专业的不到三成，而这部分人毕业后又有一大半去了银行、赌场或政府部门。他说，人才合作不能只盯着“引进”，还要想办法“就地培养”。这句话引出了后面关于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如何衔接的讨论，有几位来自香港职业训练局的人士分享了他们的“边学边做”模式，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

茶歇时间的“非正式对话”

论坛的茶歇安排在下午三点半。主办方在会议厅外摆了几张高脚桌，放着澳门特色的杏仁饼和蛋挞。有意思的是，正式议程里没来得及展开的话题，反而在这些高脚桌旁聊出了眉目。一位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和一位澳门科技大学的年轻研究员站在窗边聊了将近二十分钟，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讨论联合申请一项跨境脑科学研究的可能性。还有两位做投资的人，一个来自香港的家族办公室，一个来自澳门的创投基金，在拿蛋挞的时候偶然聊起对半导体设备领域的看法，发现彼此的投资逻辑很接近，当场交换了联系方式。

这种非正式的研讨，或许才是论坛真正的价值所在。港澳两地地理上只隔着一道港珠澳大桥，但科研体系、法律框架、税收制度乃至学术评价标准都有不少差异。正式的会议可以传递信息，但真正建立信任、促成合作，往往要靠这种面对面的、没有议程约束的对话。一位陆续在参加了三届论坛的香港工程师说，他前两年在茶歇时认识的一位澳门大学老师，后来成了他公司技术顾问，“这种缘分，线上会议给不了”。

青年专场：那些没被写进议程的焦虑

论坛第二天设了青年专场，来的大多是三十岁上下的博士后、博士研究生和初创公司创始人。与前一天相比，这个专场的氛围明显不同。一位香港大学的博士后直言，他做的研究偏向基础物理，在香港很难找到对口的工业界岗位，而澳门的高校教职又极其有限，他正在考虑要不要去深圳或新加坡。他的困惑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另一位在澳门做智慧城市项目的年轻人则说，澳门市场太小，一个应用开发出来，用户可能只有几万人，很难验证商业模式，必须一开始就考虑跨境复制。

主持青年专场的是一位从澳门走出去、后来在硅谷工作多年的芯片设计专家。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些焦虑，而是讲了自己当年从澳门去美国时的经历：语言不通，人脉为零，前三年几乎都在试错。他说，港澳年轻人的优势在于视野和语言，劣势在于本地市场有限，所以更要主动往外走，但“往外走”不等于放弃港澳，而是把港澳当作连接内地与世界的节点。他建议在场的年轻人，与其纠结“留在哪里”，不如先想清楚“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再看哪个地方最适合解决这个问题。

从论坛到行动：那些正在发生的改变

论坛结束那天傍晚，主办方在会议厅门口贴了一张大白纸，上面写着“后续合作意向征集”。到晚上六点，纸上已经密密麻麻写了几十条。有人想找合作者联合申请港澳科技合作专项，有人想组织小范围的技术沙龙，还有人提议建立一个线上文档，把港澳两地可共享的实验设备和数据资源列出来。这些想法未必都能落地，但至少说明，两天的讨论没有停留在清谈层面。

更值得关注的是，论坛期间有几个合作项目已经进入了实质性阶段。比如，香港一家做AI药物筛选的初创公司与澳门大学健康科学学院达成了初步意向，将联合召开针对澳门常见遗传病的数据分析；再比如，几位来自香港和澳门的数据科学家决定创建一个非正式的“港澳数据合规小组”，定期研讨两地数据跨境流动的实操经验。这些动作都不大，但很具体。

离开澳门那天，我在港珠澳大桥口岸等车时，旁边站着两位论坛上见过的人，正在交换手机里存的实验数据。他们一个说粤语，一个说普通话，中间夹杂着几个英文术语，聊得很投入。大桥上车流不息，海面上有白鹭飞过。那一刻我觉得，所谓科技创新与人才合作，说到底就是让这样一群愿意做事的人，能够更方便地找到彼此。论坛只是一个由头，真正重要的，是散场之后那些还在继续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