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街边油印到全港记忆：本港快讯最老版的前世今生

一九五七年深秋，中环摆花街的一间铁皮屋里，几个报人凑钱买下一台二手轮转印刷机。机器运来那天，吊车钢索擦过骑楼外墙，碰落几块灰泥，砸在楼下大排档的帆布篷上，老板骂骂咧咧抬头，却看见铁皮屋门口挂了块手写木牌——“本港快讯”。谁也没想到，这块歪歪斜斜的牌子，后来竟撑起了香港战后报业史上一段最草根也最顽强的传奇。

最老版的《本港快讯》其实只有四个版。头版是“本港要闻”，二版“街坊消息”，三版“商情物价”，四版“副刊杂谈”。纸张用的是当时最便宜的浅黄色新闻纸，油墨也非上等货，手指一蹭便留痕。可偏偏是这份看起来寒酸的报纸，在湾仔、深水埗、油麻地一带的茶楼里被传来传去，从早市读到午市，边角卷起毛了还有人拿浆糊粘好再读。原因很简单——它写的是街坊自己的事。

创刊号上有一篇《石板街的最后一间木屐店》，写的是中环石板街老匠人陈伯的故事。记者没有用“式微”“挽歌”这类文绉绉的字眼，只写陈伯每天早晨如何用一块湿布擦木屐面上的灰，如何用凿子修整屐齿，如何对每一个路过的孩子说“慢慢行，唔好跌”。文章末尾只加了一句：“陈伯话，做到做唔动为止。”这句原汁原味的粤语对白，后来成了《本港快讯》最老版延续几十年的文风标志——不煽情，不拔高，把说话的权利还给街坊自己。

最老版的编辑部连主编一共七个人。主编姓周，上海南来文人，却坚持用粤语口语写标题。他定下一条规矩：每期至少有一篇稿子由街坊口述、记者笔录，原话照登，一个字不改。这条规矩让《本港快讯》避开了当时左右两派报纸的意识形态拉扯，反而在夹缝中活了下来。一九五八年台风“姬罗莉亚”袭港，全港报纸停刊一天，唯独《本港快讯》用备用发电机印了半张纸的号外，上面只有三条消息：哪条街水浸、哪个避风塘开放、哪间米铺还有干柴卖。那天油麻地果栏的苦力们拿着这张半截纸，硬是撑过了风灾。

油印机、铁皮屋与“街坊记者”

六十年代是《本港快讯》最老版的黄金期。发行量从三千份涨到四万份，靠的不是广告，是“街坊记者”网络。所谓街坊记者，其实就是各区热心读者。深水埗的裁缝、旺角的报摊主、筲箕湾的渔船管事，他们不拿稿费，只拿报纸——每期多给二十份，让他们派给邻里。作为交换，他们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写成纸条，塞进报社门口的信箱。那些纸条有的写在烟盒背面，有的写在旧日历上，字迹潦草，错别字连篇，但编辑从不删改内容，只改标点。一九六三年，一位叫“兰姐”的街坊记者陆续在写了十七篇关于观塘徙置区水喉失修的报告，最终促成工务局更换整条水管。兰姐的真名至今无人知晓，但她那叠用橡皮筋扎着的原稿，后来被香港新闻博物馆收藏。

最老版的排版也自成一路。头版从不放领导人照片，也不放广告，只放一张手绘地图——标明当天新闻发生的位置。地图用铅字排版印刷，线条粗拙，比例不准，但街坊看得懂。比如“深水埗南昌街与鸭寮街交界”，地图上就画两个街口，标一只小鞋（鸭寮街卖旧鞋）和一个米缸（南昌街有米铺）。这种“土法定位”后来被不少社区报模仿，却从未被超越。

七十年代初，香港报业开始集团化、彩色化。《本港快讯》最老版却坚持黑白印刷、四开四版，连报头都没换过——还是创刊时那块手写木牌的照片，只是加了一行小字“一九五七年创刊”。有广告商愿意出高价买头版位置，被周主编一口回绝。他说：“头版系街坊嘅，唔系广告商嘅。”这句话后来被印在报社的搪瓷杯上，每个新来的记者入职第一天都要用那个杯子喝一杯茶。

那些没有写进新闻史的“最老版细节”

最老版的报头下方，长期印着一行小字：“本报不设记者证，凡街坊皆可采访。”这不是噱头。一九七五年，一个十二岁的送报童在石硖尾火灾现场用铅笔写了三百字，编辑一字未改登在头版。那篇报道后来被多家大报转载，但转载时都删去了“送报童”三个字。唯独《本港快讯》最老版，在文末加了一行：“本文作者系本报送报童，稿费已付——两毫子。”两毫子在当时能买一碗白粥，送报童后来用那两毫子买了本《新华字典》，再后来成了香港某大学的中文系教授。他退休后接受访问，只说了一句：“系《本港快讯》教我，写字唔使扮嘢。”

最老版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期必有一篇“讣闻”。不是名人讣闻，是街坊讣闻。谁家的老母亲走了，谁家的看更伯走了，只要家属愿意，报社就派记者去家里坐半个钟，听他们讲故人的故事。写出来的讣闻从不提“享年”“安息”这类词，只写“佢以前成日喺边度饮茶”“佢最中意食边档云吞面”。这种讣闻后来被文化研究者称为“平民史的最后一块拼图”。一九八二年，一位叫“权叔”的街坊去世，讣闻里写：“权叔话，佢一生人最威水嘅事，系一九六七年喺船街救咗三个细路。”见报后第三天，三个当年的“细路”从加拿大、澳洲飞回香港，在权叔灵前磕头。这件事没有上任何大报，只在《本港快讯》最老版第四版右下角登了一张三个中年男人跪在灵堂前的照片，照片说明只有六个字：“权叔，佢哋返嚟喇。”

最老版的黄昏与重生

一九八四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前后，香港报业进入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大报动辄数十版，彩色印刷，附送赠品。《本港快讯》最老版发行量跌至八千份。周主编此时已年过七十，他召集全编辑部开会，只说了一句话：“我哋唔够人哋大，但我哋够老。老嘢有老嘢嘅做法。”那年秋天，最老版做了一次改版——其实不算改版，只是把四个版的内容重新排列：头版仍然是街坊要闻，但二版变成“旧闻新读”，重登五六十年代的旧稿，并附上“当年今日”的追踪报道。比如一九六零年写过《深水埗天台小学的最后一课》，二十四年后记者回访，发现那间天台小学的校址上盖了商场，但当年的学生如今成了商场里的清洁工。两篇报道并排刊登，中间只隔一行小字：“二十四年，我哋都在。”

这次改版救活了最老版。旧闻新读勾起了老香港人的集体记忆，年轻人也开始买来当“历史读物”。一九八七年，最老版创刊三十周年，报社没有搞庆典，只在头版登了一张照片：当年那台二手轮转印刷机，已经锈迹斑斑，被放在报社天台，旁边放着一盆兰花。照片说明是：“机器老咗，报纸仲喺度。”

一九九零年代，最老版逐渐转为周刊，版面扩至八版，但“街坊记者”制度保留至今。如今你走进位于新蒲岗的编辑部，还会看到那个搪瓷杯，杯身上的字已经模糊，但每个新记者入职，仍然要用它喝一杯茶。茶水是普通的普洱，茶叶来自深水埗一间老茶庄，茶庄老板的祖父，正是当年第一个给《本港快讯》写纸条的街坊记者。

最老版的报头下方，那行“凡街坊皆可采访”的小字还在。只是现在多了另一行字，是用手写体印上去的：“你写嘅嘢，有人睇。”这六个字没有署名，但编辑部所有人都知道，那是周主编退休前最后一天，用毛笔写在稿纸上的。他写完就离开了报社，没有回头。第二天，那六个字被排版师傅偷偷加进了报头。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提起。就像这份报纸最老版的所有故事一样——发生过，被记住，然后继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