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料网专访：一位普通教师的十年公益之路

见到李芳老师的时候，她刚从贵州毕节回来。皮肤晒得黝黑，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鞋帮上还沾着没来得及清理的黄泥。她抱歉地笑了笑，说那边刚下过雨，山路不好走，差点没赶上回程的火车。很难想象，这位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中学语文老师，在过去十年里，利用每一个寒暑假和周末，跑了全国十一个省份的偏远山区，为那里的孩子送去了近三万册图书和一千多堂阅读课。

李芳是河南信阳一所乡镇初中的语文教师，教龄二十三年。2013年秋天，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了一则关于云南怒江地区留守儿童课外读物匮乏的报道。报道里说，有些孩子直到小学毕业都没完整读过一本课外书。那篇报道不长，却像一根刺扎在她心里。“我自己就是农村出来的，小时候唯一的课外书是半本被撕掉封面的《安徒生童话》，翻来覆去看了几十遍。”李芳说，那天晚上她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那些孩子趴在教室窗台上往外看的画面。第二天一早，她做了一个决定：把自己家里那两百多本藏书整理出来，寄过去。

那批书寄出去之后，她收到了怒江一个叫阿花的小姑娘写来的信。信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字迹歪歪扭扭，但每一个字都写得很用力。阿花在信里说，她最喜欢那本《窗边的小豆豆》，因为小豆豆让她觉得，自己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好像也没那么奇怪。信的最后，阿花问：“李老师，您还能再寄几本吗？我们班好多同学都想看。”就是这封信，让李芳意识到，自己停不下来了。

从两百本到三万册

最初两年，李芳的做法很简单：自己买书，发动亲戚朋友捐书，然后自掏邮费寄往山区学校。她每个月的工资不到四千块，除去家用，能省下来的并不多。为了多买几本书，她戒掉了喝了十几年的咖啡，中午在学校食堂只打一个素菜。同事们起初不理解，觉得她是一时冲动，过阵子就消停了。可李芳一干就是十年，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2015年，她开始利用周末时间跑旧书市场。信阳当地有个周末旧书集市，天不亮就开市。李芳每个周六凌晨五点起床，骑四十分钟电动车赶过去，在书摊前一蹲就是大半天。旧书便宜，有时候五块钱能买三本，但品相参差不齐。她一本一本地翻，把缺页的、涂画严重的挑出来，好的打包带走。时间长了，书摊老板们都认识了她，知道这个戴眼镜的女老师是给山里孩子买书，偶尔会多塞两本给她。

光靠旧书市场显然不够。2016年，李芳开始尝试联系出版社和公益组织。她不会写什么像样的项目书，就一封一封地发邮件，介绍自己是谁、在做什么、需要什么帮助。大多数邮件石沉大海，但也有回音的。一家北京的少儿出版社在核实了她的情况后，先后三次捐赠了共计八千多册库存图书。李芳记得特别清楚，第一批书运到那天，她借了一辆三轮车去物流点拉货，来来回回跑了六趟，累得坐在路边直喘气，可看着堆成小山的纸箱，心里高兴得像过年。

慢慢地，李芳的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家长主动把家里孩子不看的书送到学校门卫室，有毕业的学生从大学寄来包裹，还有外地的网友顺利获得微信转账让她代买图书。李芳专门准备了一个笔记本，每一笔捐赠都记得清清楚楚：谁捐的、捐了多少、买了什么书、寄到了哪所学校。十年下来，这样的笔记本她写满了十一本。三万册图书，意味着平均每年三千册，每个月两百多册。这个数字背后，是她无数个深夜在灯下打包、填写快递单的身影。

一千堂阅读课

书寄到了，问题也跟着来了。李芳发现，有些学校收到书之后，往图书角一放就没了下文。孩子们不是不想看，而是不知道怎么看。一次在甘肃陇南的回访中，她问一个五年级的男孩最喜欢哪本书，男孩支支吾吾半天说不上来。后来她才知道，那孩子其实翻了好几本，但每本都是翻几页就放下了，因为“字太多，看不进去”。这件事让李芳意识到，光有书不够，还得有人带着读。

从2017年暑假开始，李芳给自己加了一项任务：每次去山区送书，至少待三天，给孩子们上阅读课。她不是教育专家，也没什么高深的理论，就是把自己在课堂上用了二十多年的法子搬过去。她会选一本篇幅不长的书，比如《夏洛的网》或者《草房子》，每天读一个章节给孩子们听，读到关键处停下来，问他们“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一开始孩子们不敢开口，她就自己先示范，讲错了也哈哈笑。几次下来，举手的孩子越来越多。

在四川凉山的一所村小，李芳遇到过一个叫小杰的男孩。小杰成绩不好，上课从不发言，同学都说他“闷葫芦”。李芳给那个班读《城南旧事》，读到英子学骆驼咀嚼那段，她模仿骆驼的样子逗得全班大笑。下课之后，小杰悄悄走到她跟前，问：“老师，骆驼为什么要慢慢走？”李芳说，那是她第一次听到小杰主动说话。后来她每次去那所学校，都会特意找小杰聊几句，给他带一本带插图的书。去年小杰考上了县里的初中，给李芳写信说：“我现在每天都看书，看快了就想起骆驼，就慢下来。”

十年间，李芳在山区上过的阅读课超过一千堂。这些课没有教案评比，没有考核指标，有时候是在教室里，有时候是在树荫下，有时候是在学生的宿舍里。她说，最难忘的是在青海玉树的一堂露天课，那天阳光特别好，她坐在草地上给二十多个孩子读《小王子》，读到“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那一句，一个女孩突然说：“老师，就像你对我们好，我们也看不见，但能感觉到。”李芳说，那一刻她觉得，这十年的路，一步都没白走。

那些不被看见的代价

公益这条路，说起来温暖，走起来却满是琐碎和不易。李芳很少跟人提那些背后的难处，但聊得深了，她也会叹口气。最直接的问题是钱。十年下来，她自己贴进去的邮费、路费、书款，加起来少说也有七八万。这对于一个乡镇教师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她丈夫一开始有怨言，觉得她“管得太宽”，后来看她实在放不下，也就默默支持了。现在每到假期，丈夫会帮她把书搬上车，叮嘱一句“早点回来”。

身体上的劳累倒是其次。让李芳最难过的，是有时候兴冲冲地把书送到学校，却碰上冷脸。有一次，她联系好了一所山区小学，坐了十几个小时火车转汽车再转摩托车，终于到了。结果校长不太热情，说“上面检查的时候再摆出来就行”。李芳当时心里堵得慌，但还是笑着把书一摞摞码好，又给孩子们上了两节课才走。回来的路上，她在颠簸的车上掉了几滴眼泪，但擦干之后，下一个假期还是照常出发。

还有一次在湖南湘西，她一个人背着三十多斤的书走山路，不小心滑了一跤，膝盖磕在石头上，鲜血直流。她坐在路边用矿泉水冲了冲伤口，撕了件旧T恤简单包扎了一下，一瘸一拐地继续走。到了学校，孩子们围上来喊“李老师”，她就把疼给忘了。晚上回到住处，才发现伤口已经发炎了，后来去镇上卫生院打了三天消炎针。

李芳的家人和朋友都劝过她，说差不多就行了，别把自己搭进去。她每次都点头，可到了假期，又开始收拾行李。“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就是觉得那些孩子在等着我。”她说，有一年冬天在贵州，一个女孩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两个煮鸡蛋塞进她包里，鸡蛋还是温热的。那个温度，她记到现在。

一个人的火把，一群人的路

让李芳欣慰的是，这条路她不再是一个人走了。2019年，她教过的一个学生大学毕业，主动联系她，说想跟着一起去送书。现在，这个学生已经成了她最得力的“搭档”，负责联络学校和整理书单。还有几位同事也加入了进来，有的帮忙分类打包，有的利用自己的关系联系捐赠。李芳所在的学校专门腾出一间储藏室给她放书，校长在教师会上说：“李老师做的事，是我们学校的骄傲。”

更让李芳高兴的是，一些曾经收到过书的山区学校，开始自己想办法。有的学校组织起了“图书漂流”活动，让书在班级之间流转；有的老师学着李芳的样子，在课堂上给孩子们读书；还有的学校把收到的书拍成照片发给她，附上一句“李老师，孩子们很喜欢”。李芳说，她从来没想过要改变什么，只是觉得，一本书能到一个孩子手里，就是一个机会。“就像点一盏灯，光不大，但总能照亮一小块地方。”

如今，李芳的“公益版图”已经扩展到了十一个省份，和二十多所山区学校保持着长期联系。她的手机里存着几百张照片，都是孩子们看书的样子：有的趴在课桌上，有的靠在墙角，有的几个人挤在一起看同一本。照片里的孩子大多穿着朴素，但眼睛亮亮的。李芳说，她最喜欢翻这些照片，“看着看着，就觉得日子特别有盼头”。

今年暑假，李芳又出发了。这次的目的地是云南昭通，那里有两所新联系的学校在等她。出发前，她在朋友圈写了一句话：“书在路上，我也在路上。”没有豪言壮语，就像她这个人一样，朴素、安静，却带着一股子韧劲。十年，三万册书，一千堂课，数不清的山路和汗水，都化作了那些翻动的书页和孩子们抬头时的微笑。李芳说，她还会继续走下去，走到走不动为止。因为总有一些东西，比路费更值钱，比距离更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