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半岛的晚风从内港吹过来，带着咸腥的海水和某种隐约的柴油味。我站在新马路与巴沙尔古街的交界处，抬头就能看见大三巴牌坊那面孤零零的前壁，在泛光灯下像一张被时间撕剩下的脸。游客们举着手机拍照，闪光灯此起彼伏，没有人注意到牌坊右侧那条窄巷里，几个蹲在台阶上抽烟的男人。他们穿着普通的T恤和牛仔裤，脚上是沾了灰的运动鞋，看上去和任何一个在澳门讨生活的中年人没有区别。但本地人知道，这些人有个专门的称呼——码仔。

“码仔”这个词，在澳门话里原本指的是赌场里帮客人换筹码、跑腿打杂的底层人员。但时代变了，码仔的江湖也早就不是当年的模样。现在他们更愿意自称“叠码仔”或者“中介人”，听起来体面一些，像是金融行业的从业者。可骨子里，他们做的还是人的生意——把人带进赌场，看着他们输光，再从输掉的钱里抽成。大三巴附近的老街区，因为靠近那些藏在居民楼里的私人赌厅，成了码仔们最常出没的地方。游客们以为这里只有手信店和猪扒包，其实每一扇半掩的铁门后面，都可能是一间正在运转的赌厅。

一、从导游到码仔：阿强的十年

阿强是我在大三巴街一家茶餐厅里见到的。他今年四十二岁，头发已经白了一半，但精神很好，说话时习惯性地用手指敲桌面。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娱乐事业顾问”几个字，没有公司名称，只有一个澳门手机号。阿强说，他入行之前是做导游的，专门带内地团，一天跑三趟大三巴，讲同样的历史故事讲到想吐。“那时候一个月挣一万多澳门币，够生活，但不够还债。”他说的债，是年轻时在赌场里欠下的。九十年代末，澳门赌业还没开放，阿强跟着朋友去葡京，一晚上输了十几万。为了还钱，他经人介绍去了一家私人赌厅做“扒仔”——比码仔更低一级，专门在赌场门口拉客。

“扒仔就是站在街上问人要不要换钱，要不要进厅玩两把。被人骂是常事，有时候还会被警察查证件。”阿强说，他做了三年扒仔，才慢慢升到码仔。区别在于，扒仔拉到一个客人只能拿几百块介绍费，码仔却能跟客人对赌——客人输了钱，码仔按比例抽佣，行话叫“码佣”。如果客人赢了呢？阿强笑了笑，没有回答。后来我才知道，码仔最怕的就是客人赢钱，因为那意味着他们不仅拿不到佣金，还要自己贴钱补数。

阿强现在手上有十几个固定的客人，大多是内地做生意的老板，每隔几个月来澳门一次。他会帮他们订酒店、安排车辆、换筹码，甚至陪他们吃饭聊天。客人进赌厅的时候，阿强就在旁边坐着，看他们下注，偶尔递杯水或者点根烟。“你不能催他们，越催越反效果。要让他们觉得你是自己人，是帮他们的。”阿强说，有一次一个浙江老板输了三百多万，当场要跳楼，是他硬把人抱下来的。“后来那个老板回去又赚了钱，再来的时候给了我十万小费。”阿强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二、码仔的江湖规矩

大三巴附近的码仔圈子里，有一套不成文的规矩。第一时间，不能抢客。每个码仔都有自己的地盘，比如某条巷子、某个茶餐厅门口，越界拉客会被同行排挤甚至报复。其次，不能骗客。虽然码仔靠客人输钱赚钱，但如果用出千或者虚假宣传的方式骗人进厅，一旦被发现，轻则被打一顿，重则被赶出澳门。阿强说，他见过一个码仔带客人去地下赌厅，结果那是个假厅，客人输了钱不给，双方打起来，最后那个码仔被砍了三刀，扔在码头。“澳门很小，坏事传千里，你骗了一次，以后没人敢跟你。”

还有一条规矩，是关于“杀猪盘”的。所谓杀猪盘，就是码仔和赌厅串通，先让客人赢一点小钱，等客人加大投注后再做局让他输光。这种做法在大三巴附近的私人赌厅里并不少见，但阿强说他从不参与。“那种钱赚得快，但花得也快。你今天杀了一头猪，明天可能就被人杀了。”他认识的一个码仔，专门做杀猪盘，三年赚了上千万，后来被一个输光了的客人找人打断了两条腿，现在在珠海开出租车。“你说他赚的那些钱，够不够医药费？”阿强摇摇头，把杯子里的奶茶喝完。

码仔的收入与代价

码仔的收入，外人看起来很高。一个做得好的码仔，一个月赚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澳门币不是难事。但阿强给我算了一笔账：客人输一百万，赌厅抽水百分之四十，剩下的六十万里，码仔拿百分之十到二十，也就是六万到十二万。但这笔钱不是净赚的，要扣掉给扒仔的介绍费、请客人吃饭喝酒的费用、有时候还要帮客人垫付酒店和机票。“一个月下来，真正落袋的可能只有三成。”阿强说，他认识很多码仔，表面风光，其实欠了一屁股债，因为客人输钱后赖账的太多了。“客人说没钱，你能怎么办？打他一顿？打完了钱还是拿不到。”

更深的代价，是心理上的。阿强说，他做了十几年码仔，见过太多人家破人亡。有一个上海来的女客人，输了五百多万，当场在赌厅里脱衣服，说要把自己押上去。还有一个福建老板，输光了公司的流动资金，回去后工厂倒闭，老婆带着孩子走了。“你看着这些人，有时候会想，自己是不是在害人。”阿强说，他曾经想过转行，但除了做码仔，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我只会带人进赌场，别的什么都不会。”

三、大三巴下的暗流

大三巴牌坊是澳门的标志，也是游客最多的地方。但很少有人知道，牌坊后面的那些老街，藏着澳门最复杂的灰色地带。码仔们在这里活动，私人赌厅在这里营业，地下钱庄在这里换汇，甚至还有一些从东南亚来的“车手”，专门帮人洗钱。阿强说，大三巴附近至少有二十家私人赌厅，有的藏在居民楼里，有的伪装成茶餐厅或者卡拉OK。这些赌厅没有招牌，只做熟客生意，门口通常装着摄像头，看到生面孔就会有人出来问话。

我跟着阿强走过一次那条巷子。从大三巴街拐进去，经过几家卖杏仁饼和肉干的店铺，再穿过一个晾着衣服的天井，就到了一个铁门前。阿强按了门铃，里面有人从猫眼里看了一眼，门开了。里面是一个不到一百平米的房间，摆着三张赌台，十几个人围在台边，空气里全是烟味和汗味。荷官穿着黑色马甲，面无表情地发牌。阿强说，这里一天流水几百万，周末更多。“你看这些人，有的是游客，有的是本地人，还有的是专门从香港过来的。”他指了指角落里一个穿西装的男人，“那个是香港的基金经理，每个星期都来。”

这些私人赌厅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它们处在法律的灰色地带。澳门虽然允许赌博，但私人赌厅必须持有政府颁发的牌照，而很多小厅根本没有牌照。它们靠的是和持牌赌厅合作，挂靠在名下，或者干脆做“台底”生意——台面上赌小的，台面下赌大的。阿强说，他见过一个客人，台面上输了十万，台面下输了三百万。“台底数不用交税，也不用给政府抽水，所以赌厅和码仔都愿意做。”

四、码仔的未来

阿强说，码仔这个行业正在走下坡路。一方面，澳门政府这几年打击非法赌厅越来越严，很多私人赌厅被查封，码仔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内地的经济环境变了，以前那些一掷千金的老板们，现在都捂紧了钱包。“以前一个客人来，至少带几十万，现在带几万块的都有。”阿强说，他手上有几个老客人，已经两年没来了，打电话过去，都说生意不好做。

更年轻的一代，也不愿意做码仔了。阿强说，现在澳门的年轻人宁愿去赌场做荷官，或者去酒店做服务员，也不愿意在街上拉客。“码仔名声不好，找对象都难。”他认识的一个年轻码仔，做了两年就转行了，去了一家物流公司开货车。“他说虽然赚得少，但晚上睡得着觉。”

阿强自己也在考虑转行。他想过去横琴开一家小餐厅，或者回老家中山做点小生意。“但我老婆说，你做了这么多年码仔，除了赌场那一套，还会什么？”阿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其实我会的东西很多。我会看人，会说话，会安排事情。但这些在别的地方用不上。”

天色渐渐暗了，大三巴牌坊的灯亮了起来，游客们还在拍照。阿强站起来，说要去找一个客人。“他今天从广州过来，我要去关口接他。”他穿上外套，把手机和钱包塞进口袋，走出茶餐厅。我看着他穿过人群，消失在巷子的拐角处。牌坊下面，几个码仔还在蹲着抽烟，他们的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投在石板路上，像一道道看不见的裂痕。

澳门这座城市，从来就不只是赌场和游客看到的样子。在大三巴的阴影里，在那些不起眼的巷子和铁门后面，还有另一个世界在运转。码仔们是这个世界的摆渡人，他们把客人从正常的生活摆渡到赌桌边，再从赌桌边摆渡到未知的深渊。他们自己也在摆渡，从一个码头到另一个码头，不知道哪里是岸。